我是在批林批孔的“大革文化命”的意识形态下长大的，从小对“孔孟之道”没有好 感，后来上了大学，学的是管理专业，在心理学课上知道了所谓管理学上著名的X理论、Y理论还有两者之综合的Z理论的，究其源头，原来就出自孔孟之道，即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前者主张人性本恶，管理者不“严”的话、被管理者就会不“乖”，所以在管理的取向、体系和方法上就要以“酷”制“恶”，而后者 截然相反，主张人性本善，管理者一味的“严”、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反对以酷制恶，而是提倡理解和宽容、注重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而在管理上更多地是让 被管理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管理自己。记得当时老师让学生们课堂讨论，于是自然就形成X理论、Y理论两派拥趸，大家争得面红耳赤，老师最后出来做老娘舅， 先是说等以后你们都走上工作岗位了自然就会找到答案了，于是同学们也随着作释怀状，而后老师又意味深长地说这个答案啊没准还会随着各位的人生际遇的波动而 不同，只要你是被领导者，至少自以为“王”的人认为你是“仆”，你会遭遇X理论还是Y理论的待遇就由不得你了呵呵，何况各位是学管理的，日后也许都会成为大大小小的“王”，你会奉行X理论还是、Y理论去管理你的“仆”呢？于是大家又不由自主地再次陷入沉思。

在我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因为碰巧又留在大学做教书先生，自然也常会让学生 们就人性之善恶于管理的意义而展开讨论，最后自然少不了我跳出来也做回老娘舅，学着当年老师的样子故作深沉地说同样的话，让我的学生们也为此欲罢不能，真是屡试不爽。但是“逗”完了学生，我还是不免会再次思考这个善与恶的难题，每每都会因无法穷究其法相而作罢。

再次强烈感受此话题是在纽西兰留学的时候。当时选修一门“商业文化”课程，第一 堂课便是来自英伦的据说是纽国首位管理学教授的著名学者让我们全班学生分列东西两厢，就若干同样的话题分别演示东、西方文化观念下不同的理解与行为方式，比如关于在商业行为中建立“信任”的话题，东方文化观念下通常是先建立信任、后达成买卖，信任的过程可以很长而买卖的过程相对可以很短，一句话信任在了啥都好说了，而一旦无法信任则啥都不成；而在典型的西方商业文化下，建立信任的过程与达成买卖的过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边行买卖边建立信任，买卖 成了、信任自然也就就位了。老教授在总结的时候，还提到东西方（商业）文化的另一个巨大差异，即在西方文明下，会先假设你是好人、直到有天证明你是坏人（想想西方的陪审团制度），而在东方文明下，通常会先假设你是坏人、直到最后证明你是好人为止，当然这次是好人未必意味着下次你还是好人，还得继续证明你 还是好人才行。教授最后还恳切地对着我们亚洲学生说，这就是如今的现实，尽管从前上帝造人的时候也许不是这样的。

有一年圣诞节，我请了好多东西方的朋友一起来“烛光”晚餐，早上开着车去采办，看到蜡烛店就进去了，“烛光”聚会嘛没蜡烛可不行，可能节日来临之顾繁忙异常，老店主应付不暇，我要买五十个小浮烛，于是就丢给我还没拆封的一大包说自己数吧，我边数边说揶揄道您就不怕我多拿几个吗，老人笑答朋友虽然我和你素未谋面但上帝教我世人皆善何以故我怀疑你呢？回家的路上，乃至之后的很多年，我只 要回想起老人脸上的那种“信任”的表情，心里就油然而生一种不可言表的“被信任”的幸福感受，强烈到足以影响我此后人生里无论在哪里都能做到对人、对事多予信任、少去怀疑的程度 – 至少先信任、不（或后）怀疑而不是先怀疑、不（或后）信任。

之后的故事依然与蜡烛有关，那是我被上海市经委作为外籍专家邀请回国参加建设的 时候。记得有次我的一个项目初战告捷，还受到了市领导的表彰，我决定在经委礼堂举办小酒会答谢四方，脑子里总想着“烛光”的温馨，于是让司机驱车沿着外滩 周边找蜡烛店，终于在个小巷子里找到一家，推门而入嚯生意兴隆啊，一个中年女店员忙的不亦乐乎，我看到了封在袋中的小浮烛，于是我对忙着的女店员说，我赶时间门口车还等着呢我自己数五十个吧， 她头也不抬却匆匆抛出几个字，“不行，万一你多拿走几个呢”，于是我就愣愣地杵在那里，脑海里纽西兰蜡烛老 人的自信笑容与眼前的这位女同胞的大义凛然的表情象蒙太奇般交织着，于是我只好耐心地等着她为我服务，然后看着她一五一十地数够五十个才五毛钱一个的小烛封好了交我手上，这时店里顾客也少了，我说阿姨我给您讲个故事，于是把纽西兰那份幸福回忆努力在笑脸衬托下与她分享，听完她也尴尬地笑了，不过还低声争辩 道，“我不是怀疑你哦，不过万一啊…呵呵”。因为这个负面的消费体验，至今我都再也没有光顾过大陆任何地方的蜡烛店。

纽西兰的蜡烛店主信奉的是性善论，而外滩蜡烛店的女人显然就是性恶论的信奉者， 为何东西方的待遇就会截然不同呢？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看来究竟的答案只能跟上帝、佛陀、真主去求，不过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对聪明的管理者而言，是采用 X理论还是奉行Y理论呢？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因人、因事、因场景、因文化的不同而定的，即便是对同个组织而言，既然彼等元素都会随着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变迁而不同程度的显现从量乃至到质的变化，那么一成不变地采用X理论、或者是Y理论，或许都不可取。

比如面对着所谓高学历、高智力、高自我意识的“三高”人群，管理者依旧秉承文革 “怀疑一切”的遗风，一味奉行性本恶论，每每发现有不“听”话者，还没问个青红皂白，就挥起“王”者之剑轻则通报批评、勒令检讨，重则罚款（民间也称“被 乐捐”）直至劝退，作为管理者的“王” 是否想过会不会在有心无意之间所起之杀一儆百的心兴许真会铸成以偏概全的错呢？所谓变了又变的“这规那矩”如同恼人之放化疗、在消灭少量癌细胞的同时把更 多的健康细胞也同时杀伤，最后把本该凝聚的人心都伤透了还在那里忿忿地摩拳擦掌，“看那厮还敢与我斗牛”之草根豪情万丈，如此损人不利己之管理可以休矣！

以三高人群集聚的咨询公司为例吧，管理的诀窍在于因势利导、因人而异，既然林子 大了难免啥鸟都有，一味Y理论未必能奖勤罚懒，而一味X理论也许又内外兼伤，那么不妨试试Z理论。Z理论下有许多能为咨询公司所用的主张，比如对待业务是 质量与数量并重、全员至少是各级员工代表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政策的内涵稳定与形式一致性、健全的各级保障制度以及以长期而非短期的方式判断业绩表现，凡此种种，依笔者看来，皆适合纵横的生态环境。诚然，我们都知道，纵横正在摸索和开创的是在神州大地上前无古人的业态模式，与之相应的管理体系自然也是无先例 可循，王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仆们不也在忐沓不安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彼此付出的时间、精力等机会成本虽量级上不同但于质上都是无分别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政策虽然可以再三调、做法可以反复试，但最基础的管理灵魂“信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试想：若“仆”们皆为不可信者，那终日处于刁民包围之下， “王”者岂不更是高处不胜寒？纵横这样的智力型公司真要走向成功、甚至开成百年老店，那么领导者的基于“信任”的价值观、基于“公正”的善恶取向、以及基 于“无私”的博大心胸才是关键成功因素，才会让优秀的人才在其人格魅力下欢聚、不够优秀者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熏陶而终获得提升。公司要最终在市场上谋得先驱地位的巩固，领导者们的境界首先就要超前提升才是正道。难以想象的是，一个五年后矢志要成为全球管理咨询业十强的由本土最豪华团队组成的公司，支 撑其成功的却是菜市场档次的管理体系与企业文化，真是无异于痴人说梦啊！

佛法主张世上万物本无自性、而以因果缘起而存在。以王与仆的关系来说，佛陀老人家就说世上哪有生来本性就是“王”的人，因此也就没有贱到生来本性就为“仆”者，“佛说王、即为非王、是名王”，王是相对于仆而言，仆是相对于王而言，若 没有了仆，全都是王也就失去了王的价值，反之亦然；况且今日为王者明天未必还是王，想想现在身陷囹圄的黄光裕，同样今日为仆者日后未必不能咸鱼翻生，再想想眼下正跃跃欲试图谋更上位的陈晓，世事无常，难道不是吗？

总之，“王”当然是要的，但“王”在行王道的时候，对于人性本是善还是恶的把握不能失之偏颇，在方法上更不能一味的奉行X理论或者就Y理论，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而是更注重Z理论，只有这样为“王”才会长久、才会令“仆”心服 口服；当然因为“王”的存在、“仆”也是要的，但为“仆”也有仆术，既不能一味逆来顺受甘于忍受X理论的苛待，也不能头脑发热一味梦想着Y理论的善遇，而 失去了对自我的约束，这也是对等的前提。

仅以此文，予管理咨询圈中所有自以为王者为戒，也予那些暂时无奈成仆者些许鼓励与安慰。 

只有王、仆同心，明天的世界纵横也好纵横世界也罢才会更美好！